手機版 | 登陸 | 注冊 | 留言 | 設首頁 | 加收藏
當前位置: 網站首頁 > 外匯匯市信息 > 文章 當前位置: 外匯匯市信息 > 文章

鐘偉:外匯管理體制在對外開放進程中的危機管理

時間:2019-06-10    點擊: 次    來源:不詳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作者:鐘偉 本刊副主編、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國外匯》2019年第7期

  要點 

  當我們回顧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所做的危機應對時不難發現,事前深刻的外匯體制改革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事中的宏觀刺激政策則值得反思。

  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中國在外匯領域遭遇了三次較大沖擊,分別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的高強度風險沖擊。這些沖擊既有來自外部的,也有來自內外部雙向的。同期,中國也經歷了三次重大匯改,且分別于各次危機前推出,即1994年的匯率并軌改革;2005年的“7·21”匯改和2015年的“8·11”匯改。大致是大凡每十年一次重大匯改,伴隨著每十年一次較大的危機。危機沖擊、危機管理和外匯改革就這樣風雨兼程,也仍將相伴相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危機管理

  當我們回顧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危機管理時,首先會想到兩個歷史性應對,一個是俗稱的香港金融保衛戰,另一個是中國政府做出人民幣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這極大地穩定了亞洲局勢,對亞洲擺脫和走出危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97年金融風暴席卷泰國,繼而蔓延至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其他亞洲國家。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出口大規模下滑,國際收支順差也明顯收窄:1998年國際收支總差額一季度為63億美元,二季度僅為25億美元。人民幣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隨之兩個重要的歷史應對出現。

  一個歷史性應對是“沒有硝煙的戰爭”。1997年下半年,西方對沖基金在亞洲各國和地區發起了宏觀對沖,并獲得成功。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蔓延,香港股市、匯市也受到沖擊。盡管在1997年年底,香港擁有928億美元的雄厚外匯儲備,但仍受到對沖基金的威脅。1998年8月下旬,香港特區政府決定反擊,并得到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金融保衛戰的高潮是1998年8月28日,香港全天成交額達到創紀錄的790億港元。香港政府依靠中央政府超過140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強大實力,頂住了金融投機壓力,維持了金融穩定,成功管控了危機。這種強悍的危機管理至今令人記憶猶新。

  另一個歷史性應對是全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了遏制外部風險的傳染,我國政府宣布“中國將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立場,承擔穩定亞洲金融環境的歷史責任”。外匯管理部門隨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維穩匯率和外匯市場秩序。

  但外匯管理的危機應對并不僅止于此。危機中,外匯局整章建制、嚴格監管。主要應對措施包括完善經常項目可兌換,改進資本項目管理方式,懲治騙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加強對外發債的管理,研究建立危機預警體系,健全國際收支統計分析制度等。具體來看,其中的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外匯局和商務部、海關等部門建立聯網核查系統,做好出口核銷管理,遏制企業逃、套匯和騙購外匯行為,保證外匯收入及時、足額調回境內和對外支付的真實性。人民銀行也出臺規定,會同外匯局加強外匯管理,對金融機構違反售付匯管理的行為進行了界定并闡明了處分措施。1998年12月,外匯局等五部門聯合發布規定,明確了對相關公務員、金融機構及國有外經貿企業涉及騙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等行為的處罰措施。1999年1月,金融機構違反外匯管理規定行為被寫入《金融違法行為處罰辦法》,并以國務院令的形式予以發布。

  第二,外匯局在全國范圍內對整頓和規范外匯市場秩序進行部署,嚴厲打擊外匯非法交易活動,重點打擊進行外匯非法交易的“黑窩點”和“地下錢莊”;此外,還加強了對資本項目的外匯管理,開展信用證和資本項下收付匯業務大檢查,防止因為把關不嚴造成國家外匯資金的大量流失。

  第三,外匯局加強了外債資金流出和流入管理,制定了外債統計監測的實施細則;以規范我國境內機構境外發債行為,防范國家外債風險;同時,與國家計委、人民銀行發布聯合通知,進一步加強全口徑外債管理,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中長期外債余額管理。2001年,又進一步提出統一、規范銀行結售匯業務的要求,著手建立銀行收付匯監管體系。

  第四,為監測國際收支風險狀況,外匯局聯合研究機構合作開發了國際收支風險預警系統,并于2003年正式運行,定期對我國國際收支風險狀況進行分析和評估。此外,外匯局還進一步修正、完善了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建立國際投資頭寸統計制度,編制國際投資頭寸表,進一步加強國際收支統計分析,提高監測預警水平。

  回顧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危機管理,可以總結出三點重要的經驗:一是事前的重大改革,為承受危機沖擊奠定了基礎。1994年開始,我國取消了雙重匯率制度,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軌,實行以外匯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同年4月4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正式運營。這強有力地規范了外匯市場,推動了外匯儲備的上升。二是事中的冷靜應對,擊退和扭轉了危機預期,穩定了區域金融。無論是香港金融保衛戰還是中央政府承諾穩定人民幣匯率,都有效阻斷了危機的傳染。很難想象,如果中國也加入貨幣競爭性貶值,危機會發展和蔓延到何種程度。三是事中和事后外匯管理要跟進建章立制工作。這是個浩繁艱巨的工作。也正是在危機中,確立了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

  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政府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應對,承擔了巨大的國際責任,并為此付出了代價。為應對外部危機和匯率維穩,中國政府不得不采取財政刺激,加速結構改革,并付出了經濟增速下滑和通貨緊縮持續的代價。但換來的,是一個受危機洗禮的負責任的新興大國的形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危機管理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持續發酵,最終演變成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外匯局及時啟動緊急應對機制,有效應對危機并維持了金融體系的穩定。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標志,我國外匯領域也出現了一系列深刻變化:一是國際收支順差尤其是經常項目順差逐漸見頂回落,國際收支趨于平衡;二是對資本和金融交易的管理逐漸從防范打擊熱錢流入,到平衡流出與流入的雙向管理,ODI逐步增長;三是人民幣從單邊升值區域,逐步走向匯率更有彈性的合理均衡水平的雙向浮動。但這些變化,都需要用較長的周期尺度才能觀察到。

  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初期,外匯局加強了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預警以及事后檢查,嚴厲打擊非法跨境資金流動,查處地下錢莊、網絡炒匯、非法買賣外匯的犯罪主體;同時,外匯局與海關總署和商務部聯合開展了收結匯聯網核查,規范個人結售匯管理方式,遏制違法、違規資金借道貿易信貸、貿易收結匯和個人結售匯等渠道流通。此外,外匯局還加強了對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始終保持審慎的投資態度和投資模式,合理配置資產結構,適時調整投資策略,實現了資產總體安全與保值增值。在金融危機的事中和事后,外匯局還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深化體制改革,具體如下。

  第一,改善涉外經濟金融服務,便利貿易投資活動。一是在金融危機中,為緩解出口企業利潤大幅下滑導致的經營困難,外匯局于2018年四季度,將一般企業預收貨款收結匯比例從10%提高到25%,并在對3萬美元以下的出口預收貨款不納入收結匯額度管理的基礎上,將來料加工企業的收匯比例提高到30%,并進一步簡化了有真實出口背景企業的審核程序。二是指導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開展即期結售匯業務,提高企業集團外匯資金的使用效率。三是鼓勵金融機構開展出口信貸業務,發揮出口信用保險在支持金融機構開展融資業務的積極作用。提高短期外債指標使用效率,保證2009年金融機構新增指標全部用于支持境內企業進出口業務的貿易融資。

  第二,完善銀行間外匯市場功能,夯實風險控制基礎。2008年,外匯局會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研究推出了詢價交易凈額結算制度,以減少銀行的清算操作風險和信用風險;允許在銀行間市場引入外匯經紀業務,提高外匯市場衍生產品的流動性。

  第三,支持“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改善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環境。2009年,外匯局相繼出臺規定來規范對境內企業境外放款和直接投資行為的管理。允許符合條件的各類國內企業在一定限額內使用自有外匯或人民幣購匯等多種方式進行境外放款,以支持境內企業對外投資;同時,將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審核和資金匯出核準,調整為登記管理,在匯兌環節上對境外直接投資基本不再限制。

  第四,加強對外資的引導,提升利用外資的質量。外匯局簡化了行政審批手續和程序,下放部分外資企業審批權限,吸引外商投資。2009年,外匯局出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鼓勵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境內市場開展中長期證券投資,將單家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上限由8億美元調整至10億美元,將養老基金、保險基金、開放式中國基金等進行中長期投資的本金鎖定期縮短至3個月。

  歷史總是有相似之用。當我們回顧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所做的危機應對時,不難發現,事前深刻的外匯體制改革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事中的宏觀刺激政策則值得反思。和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的匯率并軌等改革相似,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中國啟動了“7·21“匯改,人民幣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不再單一釘住美元。這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國際化改革奠定了基礎,也為應對金融危機創造了良好的制度條件。我們也不難發現,無論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全球金融危機,都是外部沖擊型的危機,中國為危機管理付出的代價也是很沉重。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本質上是美元流動性泛濫和信用過度擴張導致的,中國在2009—2010年為應對危機采取較大規模的財政貨幣刺激,取得了迅速熨平危機的效果,但也帶來產業結構改革延緩、資產價格居高不下、宏觀杠桿率攀升等一系列后遺癥,值得反思。外匯管理領域的危機應對畢竟只是政府危機應對政策的一小部分,如何平衡好外部危機沖擊、內部短期宏調控和中長期發展之間的關系,才更為關鍵。

  2015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的高強度風險沖擊及應對

  與單向外部型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同,2015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中國外匯領域受到的高強度風險沖擊,則屬雙向復合型的,即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在應對這一風險時,管理更為棘手:就外部因素而言,美聯儲加息導致國際避險情緒抬升,而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周期并不同步,從而使美國政策的負向外溢效應更為強烈;就內部因素而言,2015年中國股市異常波動,杠桿資金和互聯網金融泡沫“共振”,導致金融體系穩健性削弱,人民幣匯率明顯走軟,外匯儲備持續縮水。面對高強度沖擊,外匯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維穩市場,包括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搭建“宏觀審慎+微觀監管”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以及進一步擴大資本項目對外開放等。

  第一,“8·11匯改”完善了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了匯率彈性。2015年8月11日人民銀行發布聲明,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同時,央行將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下調至6.2298,并隨后引入了逆周期因子。

  第二,建立、健全宏觀審慎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充分發揮其逆周期調節作用。2015年2月,外匯局發布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在部分地區進行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的批復》(匯復〔2015〕57 號),在部分特殊經濟區域開展外債宏觀審慎管理試點;同年8月,又進一步升級試點政策,拓寬外債資金用途,放寬外債專用賬戶管理,宏觀審慎管理進程得以穩步推進。

  第三,進一步強化了跨境資金流動管理,防范異常資金流動風險。2015年,外匯局在充分滿足正常合理用匯的基礎上,加強了事中、事后的監管,針對易引發外匯資金異常流動風險的重點項目,開展專項核查,并全面升級了跨境資金流動監測與分析系統;同時,與海關總署協商建立聯合監管動態協查機制,加強雙方進/出口和收/付匯異常信息的交換,并及時反饋核查情況;此外,在全國范圍開展了利潤項下異常資金的專項核查;進一步完善個人外匯“關注名單”的管理等。

  第四,有序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促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構建“引進來”和“走出去”均衡管理的政策支持體系。外匯局推出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2015年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外匯管理制度進行了改革,包括放寬單家QFII機構投資額度的上限、簡化額度審批管理、便利QFII資金的匯出/入和縮短匯出資金的鎖定期。二是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項下簡政放權的力度,基本消除了境內機構辦理境外直接投資外匯業務的政策障礙。三是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資本金意愿結匯政策,企業可自由選擇資本金結匯時機。自此,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實現了基本可兌換。

  總之,為應對此次高強度風險沖擊,外匯局綜合施策:既著眼于穩定短期預期,又發力夯實市場化主導機制;既穩定外匯即期市場,同時也在境內/外、本/外幣和衍生品市場縝密布局;既保持應對定力,又維護市場開放和匯率彈性;既關注美聯儲加息和全球流動性收緊的外部沖擊,又關注國內資產價格異動和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使得危機應對更為系統化,政策工具箱更為市場化。

  人類的金融史幾乎就是危機史,危機應對也因此永遠處于進行時。三次危機沖擊帶來的經驗教訓,以及未來實現中國夢的漫漫征程,使得外匯管理的危機應對必然會遭遇新挑戰。具體而言:微妙的中美關系和西方國家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或會加大危機應對中國際協調的難度;如何平衡外部沖擊和內部宏觀調控,盡量降低內外部政策目標的沖突,仍然棘手;外匯領域的雙向開放和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增強,使得制定定量精準的貨幣政策及建立相應有效的傳導機制更具挑戰性;協調好宏觀的逆周期審慎監管和微觀的圍繞客戶和賬戶的差別化監管,也非易事。中國外匯管理領域的危機管理仍任重道遠。

免責聲明:自媒體綜合提供的內容均源自自媒體,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系原作者并獲許可。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場。若內容涉及投資建議,僅供參考勿作為投資依據。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

責任編輯:郭建

上一篇:歐元隱含波動率保持低位 今晚聚焦歐洲央行會議紀要

下一篇:歐銀紀要前歐元還能繼續反彈嗎?投行最新走勢預測

備案ICP編號  |   QQ:*****111  |  地址:利銀資訊網 投資資訊編輯部  |  電話:158*****  |  
67内部透码彩图